當使徒信經留下彼拉多的名字：談校園團契「復原計畫」

在上一篇〈當教會談饒恕、悔改之後，更重要的是風險管理〉中，我提到，真正需要管理的，不只是一個人的罪，而是整個信仰群體的公共信任。

然而，公共信任不只是靠制度修復，更建立在另一個原則之上：公共信任，需要公共責任。

最近閱讀校園團契「復原計劃」的相關討論時，我心中一直有一個疑問：如果公共信任需要被修復，那麼，公共責任究竟應該由誰承擔？

校園公布的「復原計劃」並不是沒有交代事件經過。相反地，它甚至整理了一份從2016年至2023年的詳細時間軸。可是我讀完之後，都還不知道那些關鍵人物是誰。

時間軸裡有「直屬主管」、「時任總幹事」、「總部協調會成員」、「董事會」、「6位董事」、「受害者直屬主管夫妻」……有些人只要熟悉當年的校園，或者願意花時間查資料，大概不難知道這些職稱背後是誰。但對一般校園之友而言，這跟沒有寫名字其實差不了多少。

於是，我們得到了一份很奇怪的歷史：事情寫得愈來愈清楚，做事情的人卻仍然模糊。

誰要求受害者不得對外說明？誰知道事件後作出哪些決定？誰參與討論？誰反對？誰支持？誰擁有改變決策的權力？我們知道那些位置，卻不知道那些名字。

我完全理解為什麼受害者需要匿名，也理解證人、陪伴者有時需要受到保護。然而，我們究竟在保護誰？

保護受害者，我完全贊成。但如果連掌握公共權力的人也一律匿名，那究竟是在保護他們的人格權，還是在替權力遮羞？

這讓我想到一段每個基督徒都耳熟能詳的文字：「在本丟彼拉多手下受難，被釘於十字架，受死，埋葬……」

使徒信經沒有只說：「耶穌被釘十字架。」也沒有說耶穌死於當時的政治局勢，沒有說耶穌死於宗教衝突，更沒有說耶穌死於群眾的暴力。

它刻意留下了本丟．彼拉多的名字。

這很耐人尋味。彼拉多在福音書裡曾經洗手，宣稱自己沒有流這義人的血（太27:24）。從他的角度來說，他或許認為自己已經盡力了，是群眾逼迫他，是祭司長施壓，是政治局勢使他不得不妥協。

可是，教會並沒有接受這樣的說法。兩千年來，全世界的教會仍然一遍又一遍誦讀：「在本丟彼拉多手下受難。」

原因很簡單，因為彼拉多擁有最後的公共權力。

他可以覺得委屈，可以覺得兩難，可以覺得自己只是配合制度運作，但當他作出最後的決定時，那個決定就成為他的公共責任。因此，歷史記住了他的名字。

更有意思的是，彼拉多不只是被福音書記住，他更被寫進了使徒信經。使徒信經不是一本歷史教科書，而是教會每個主日都可能誦讀的信仰告白。

換句話說，教會並沒有因為宣講赦免，就把彼拉多的名字刪掉；也沒有因為相信悔改，就把責任從歷史中抹去。相反地，越是一個宣講赦罪的群體，越需要誠實記住權力曾經如何被使用。

赦免，不等於失憶；悔改，也不等於匿名。

我們甚至可以想像，如果使徒信經採取今天某些機構書寫事件的方式，它大可以寫成：「在時任猶太行省總督手下受難。」我們今天一樣查得到那個人是誰。只要稍微查一下歷史資料，就會知道那個羅馬總督叫作本丟．彼拉多。

但這跟直接寫下「本丟彼拉多」仍然不是同一件事。「查得到」只代表資訊沒有完全被隱藏；「寫出來」卻代表一個群體願意在自己的歷史敘事中，承認誰曾經行使那個權力。

教會沒有把查明責任的工作丟給後人，而是留下了彼拉多的名字。

我並不是主張所有人的姓名都應該公開。一般同工、證人、受害者、陪伴者，當然有充分的理由受到保護。涉及姓名公開時，也必須考量個人隱私、事實查核、責任程度，以及是否會造成額外傷害。

但公共權力與公共責任，本來就是同一件事的兩面。如果一個人以董事、總幹事、主任、牧者等身分行使公共權力，那麼當他以這個身分作出重大決策時，他所承擔的也不只是私人責任，而是公共責任。

這並不是因為他的罪比較大，而是因為他的權力比較大。現代機構決策者常自許為「不得不為之」的彼拉多，洗手表示無奈，卻忘了權力帶來的代價。

因此，我真正關心的並不是「把所有人的名字公布在網路上」，更不是邀請大家去人肉搜索誰是誰。

我在意的是，既然一個機構選擇公開書寫自己的歷史，那些掌握關鍵公共權力的人，其身分、職位、決策與責任，就不應該永遠被抽象化成一般讀者無從辨識的職稱，否則歷史將只剩下一團霧。

我們知道有人做了決定，卻不知道是誰；知道有人延誤處理，卻不知道責任落在哪裡；知道有人擁有權力，卻始終找不到權力的主人。最後，每個人都說自己受傷了，真正需要承擔責任的人，卻消失在代號之中。

近年來，教會很喜歡談「結構性的罪」，這個概念很重要，因為它提醒我們，傷害往往不是單一個人的問題，而是文化、制度、權力關係共同造成的結果。

然而，結構不是一個會自己運作的抽象存在。每一個結構，都有人設計、有人維護、有人執行，也有人作出最後的決策。

我們當然需要理解，為什麼當時的人會作出那些決定。可能涉及加害者態度與策略，可能涉及內部決策與溝通障礙，可能涉及組織權力與結構限制，可能涉及代際觀念的張力，也可能涉及人際關係、機構聲譽與其他現實考量。

這些結構分析都非常重要。可是，分析得愈完整，反而愈應該能夠回答，所以，是誰在這個結構裡擁有什麼權力，又做了什麼？

如果最後只剩下「結構」出了問題，而所有掌握公共權力的人都消失在匿名之中，那麼結構分析反而可能成為另一種責任的稀釋。大家都有責任，最後可能變成沒有人需要負責。

所以我會說，結構可以解釋責任，卻不能取代責任。使徒信經留下彼拉多的名字，也不是不能同情理解結構，而是不要讓結構成為責任的藏身處。

公共信任，從來不是建立在「大家都沒有名字」，而是建立在「每一個擁有公共權力的人，都願意為自己的決定負起公共責任」。

我相信，教會應該比世界更重視真理。而真理，不只是承認事情發生過，也包括承認是誰，在什麼位置，作出了什麼決定。

真正需要被保護的，是受傷的人。真正需要被歷史記住的，則是權力如何被使用。使徒信經不是替彼拉多定罪，而是不要讓責任失去蹤影。

或許，這也是為什麼使徒信經直到今天，仍然沒有替彼拉多保留一個代號。如果連使徒信經都沒有替彼拉多遮羞，我們又為什麼總急著替今天的彼拉多遮羞？

後記：我支持這次校園之友的發聲

本文寫成後，我看到校園之友陳逸芸、程萱祈發起的公開倡議，向校園福音團契提出三項訴求：

一、公開承認機構過去的制度失誤；

二、機構正式公開道歉；

三、成立獨立、創傷知情的受害者溝通窗口。

這三項訴求，我基本上都認同。不過，其中第二項「機構正式公開道歉」，我認為需要多作一點說明：校園並不是從來沒有公開道歉。

2019年6月2日，校園曾經發表〈對於性騷擾事件的道歉與回應〉，承認在事件的「處理速度」與「同理態度」上有許多不足，導致受害者受到更深的傷害，也向因此失望、難過、受傷的校園之友致歉。

但這樣的道歉，感覺像是在說：我們方向基本上是對的，只是處理得不夠快，也不夠體貼。然而但受害者對事件的理解顯然不是這樣（2019、2023）。

相較來說，《復原計畫》其實已經比2019年的道歉文往前走了一步。它承認總協曾誤解受害者對公開事件的立場，導致加害者反而得到保護；也承認為維護組織聲譽而暫緩公開，引發內部信任危機。

換句話說，我們已經開始知道「做錯了什麼」以及「造成了什麼後果」。但接下來仍有一個問題：究竟是誰作出了這些決定？誰應該為這些決定負責？而過去的公開道歉，又是否曾針對這些具體行動承認責任？

這正是本文所追問的問題。

當我們說「校園做錯了」，責任不能最後又停留在「校園」這個抽象的機構名稱上。尤其是當年掌握權力、參與關鍵決策的人，他們分別知道什麼、做了什麼決定、應當承擔什麼責任，都應該被釐清。

否則，機構認罪了、機構道歉了，真正作出決策的人卻仍然藏在「時任總幹事」、「某董事」、「直屬主管」、「相關同工」這些稱謂後面，問責仍然沒有真正完成。

所以，我支持的不是阻止校園復原，而是要求校園不要用復原取代問責，特別是對當年關鍵決策者的問責。

註：題目修正說明

經讀者提醒，本文原題〈為什麼使徒信經要寫上彼拉多的名字？──兼談校園團契「復原計畫」〉中的「為什麼」，容易讓人期待本文將從聖經詮釋、早期教會歷史與信經形成的脈絡，回答彼拉多的名字「為什麼」會被寫進使徒信經。然而，本文真正要做的並不是追溯這個歷史原因，而是從「使徒信經留下了彼拉多的名字」這個文本現象出發，思考教會如何記憶權力、責任與歷史。因此將題目修正為〈當使徒信經留下彼拉多的名字：談校園團契「復原計畫」〉，使標題更準確反映本文實際的論述方向。